这是扎克伯格人生首次进入法庭，就“成瘾算法”指控，面对陪审团进行作证。这起诉讼注定将成为里程碑，可能会改变几大社交媒体巨头的未来算法与责任认定。上周三（2月18日），Meta联合创始人兼CEO马克·扎克伯格来到洛杉矶的加州高级法院，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，就Instagram算法是否蓄意让未成年人上瘾案件正式接受质询并出庭作证。

这一历史性场景，被众多法律学者和社会观察人士称为科技行业的”烟草时刻”。

起诉巨头标杆诉讼

理解这场庭审的意义，首先要理解是谁在起诉Meta。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加州一名20岁的女性凯莉（Kaley）。她在诉讼文件中指控称，自己未成年时期因沉迷Instagram，逐渐发展出焦虑症、恐惧症和自杀倾向，还曾在平台上遭遇欺凌和色情敲诈。

她的母亲称，凯莉有时每天使用Instagram长达数小时，曾有记录显示她在单日内使用时长超过16小时，而这还是在母亲一再试图限制其使用Instagram的前提下。

原本她是同时起诉四家社交媒体巨头。但就在开庭前夕，TikTok和Snapchat选择与她达成和解，从而退出了诉讼，赔偿金额没有宣布。而Meta和谷歌旗下YouTube拒绝和解，决定与她坚持诉讼。

由于这起案件同时起诉Meta和谷歌同时构成诉讼关系，它被认定为”标杆案件”。换句话说，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美数百起类似诉讼的走向；数以百计遭受类似伤害的家庭和学区都等着继续推进对Meta的诉讼。

原告代理律师、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创始人马修·伯格曼（Matthew Bergman）表示，这次审判将首次让公众了解“社交媒体公司为了利润而牺牲我们孩子的安全所做的一切”。

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：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刻意在产品设计中嵌入了成瘾性机制？如果是，那么平台就应当为用户，尤其是未成年用户，因此遭受的心理健康损害承担法律责任。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美国《通信规范法》第230条赋予网络平台的”广泛豁免”保护。因此，这起案件被视为可能改变社交网络巨头未来算法的历史性诉讼。

扎克伯格首次出庭

这并非扎克伯格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为Meta辩护。2024年，他出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“科技巨头与儿童在线性剥削危机”的听证会，在全美直播镜头前起身转向听众席，向那些称孩子因社交媒体受伤甚至死亡的家长们当众道歉。

当时扎克伯格在国会议员的要求下，站起来直视着旁听的家长们说道：“我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。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你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。”

虽然这一举动极具视觉冲击力，但许多家长在会后表示，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在算法设计和责任追究上的实质性改变，而不仅仅是镜头前的道歉。实际上，Meta并没有遭到立法层面的处罚。毕竟他们每年都要投入超过2000万美元进行国会游说，成为美国游说投入最大的企业。

但站在法院和陪审团面前，扎克伯格还是第一次。他不得不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和驳斥。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必须经过精心准备，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陪审员们的判决，影响这起重要案件的判决。

2月18日当天，扎克伯格身穿蓝色西装和灰色领带，在接近正午时分走入法庭。庭审现场几乎座无虚席——数十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，有家长甚至在法院台阶上露宿一夜，只为确保能占到旁听席位。原告凯莉本人也坐在旁听席上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

在洛杉矶高等法院门外，还有数十名家长聚集，手拉手为各自逝去或受伤的孩子守望。媒体采访到的两名家长讲述了她们的悲剧：朱莉安娜·阿诺德（Julianna Arnold）的女儿据称因在Instagram上购买芬太尼后死亡；乔安·博加德（Joann Bogard）的儿子在YouTube上看到”窒息挑战”视频后模仿致死。

“看到扎克伯格出庭作证，感觉很超现实，“阿诺德在庭审休庭期间对记者说。她在过去数年里一直公开呼吁Meta做出更大改变，而今终于看到这个人坐在了陪审团面前。”这些审判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，因为它们终于要让这些科技公司为它们所知道的事情、为它们的设计决策¼¼以及它们以牺牲我们孩子为代价所做的权衡担责了。“

故意设计成瘾机制？

原告方的主律师马克·拉尼尔（Mark Lanier）以凌厉进攻著称，他在庭审中一再追问扎克伯格，意在向陪审团证明：Meta的每一个关键决策，扎克伯格都直接涉及其中。

庭审中最关键的交锋，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：Meta是否在企业战略层面，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设计产品？这关系到Meta是否故意追求让用户对自己的平台成瘾。

原告的诉状措辞严厉，直指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设计本质。诉状写道：”大量借鉴老虎机使用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，以及香烟行业利用的手段，被告故意在其产品中嵌入一系列设计功能，旨在最大化青少年参与度以推动广告收入。“

这些被指控的”成瘾性设计”包括：内容无限滚动、视频自动播放、算法推荐系统和频繁的推送通知。诉状认为，这些功能并非偶然，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商业决策，目的是让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于平台，从而产生更多广告收益。

来自雪城大学高级媒体管理项目主任亚当·佩鲁塔（Adam Peruta）表示：“这更多关乎设计模式和功能特性，这正是案件的新颖之处。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五到七年里大力推行这些策略，包括无限滚动和为你量身定制的算法。”

拉尼尔拿出了Instagram负责人亚当·莫塞里（Adam Mosseri）此前出庭时呈交的内部文件。文件显示，Meta曾为Instagram设定了明确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目标：2023年目标为40分钟，2026年目标则上调至46分钟。这表明，Meta有意通过算法等手段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。

扎克伯格精心防御

面对这份证据文件，扎克伯格的解释是：Instagram过去确实有时长目标，但公司此后已转向以“效用和价值”为核心的衡量体系。他辩称，自己“不是在最大化用户每月花在平台上的时间”，因为“如果你做的事情对人们没有好处，他们或许短期内会多花时间，但长期他们不会继续使用它”——他将这套逻辑定性为追求“可持续社群”的体现。

但原告律师迅速打脸指出：扎克伯格在2024年国会听证中曾公开表示，Instagram员工”没有”被要求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。两份陈述之间的矛盾，成为庭审中最具杀伤力的攻击点之一。扎克伯格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表述，或许会让陪审团对Meta政策产生负面印象。

扎克伯格还被追问：他是否真的在开庭前查看过凯莉的Instagram内容？他回答称，工作人员让他”看了一些”。就在此时，拉尼尔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宽达10米的超大拼图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凯莉在Instagram上发布的数百张自拍照。

拉尼尔让扎克伯格仔细端详这些用户自拍照，并追问：这样一个孩子（已经有明显成瘾）的账号，是否曾因异常使用行为触发平台的审查机制？扎克伯格没有正面回答。

整场扎克伯格的应对，体现出明显的防御姿态。显然这也是Meta法务团队精心准备的结果。扎克伯格反复纠正提问措辞，数次打断对方律师质询：”我认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“、”你在曲解我的说法“。

法律专家事后评价，扎克伯格基本没有出现重大失误，”他能做到的最好结果，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”，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·戈德曼（Eric Goldman）如此总结。

年龄限制形同虚设

庭审的另一个核心争议，是平台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有效。这也是所有社交平台都面临的难题，因为未成年用户总会想方设法绕过年龄限制。

Instagram规定用户必须年满13岁方可注册，但拉尼尔引用了一份Meta内部评估报告，该报告估计，仅2015年一年，就有超过400万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使用Instagram。面对这份数据，扎克伯格的回应是：许多孩子在注册时谎报年龄，Meta已逐步开发出更多识别和清除未成年用户的手段。

除了年龄识别限制机制不力，原告方还呈堂了一份Knight-Georgetown研究所的分析报告，揭示Meta内部文件中将10至12岁的“青少年前期”（tweens）视为“尤其有价值”的用户群体，原因在于这一年龄段的用户更有可能在平台上留存更长时间。这份文件将“对年轻用户的培育”这一说辞彻底翻转为对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控。

此外，律师还就整容滤镜问题展开了专项质询。Meta曾一度临时禁止整容类数字滤镜，但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。扎克伯格表示，公司最终决定解除禁令，同时不向其他用户主动推广这类滤镜——他将这一决定描述为在用户自由与潜在危害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。

庭审还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。扎克伯格的随行团队中，有数人在进入法院大楼时佩戴了Meta和雷朋合作开发的AI智能眼镜。这款眼镜具备隐蔽录音录像的功能，因此遭到了主审法官的严厉警告，任何录制行为都会遭到“藐视法庭”的处罚。

扎克伯格作证结束次日，一名曾在Meta工作了十年、亲历公司广告机器搭建全程的前员工布莱恩·博兰德（Brian Boland）出庭作证，着重阐述了Meta的营收野心如何具体塑造了产品设计决策——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内部视角最为犀利的一次陈述。

YouTube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·古德罗（Cristos Goodrow）也被安排在下周一出庭。

挑战230条款保护伞

这起诉讼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，是因为它试图绕过长期保护科技公司的法律屏障——美国《通信规范法》第230条。该条款规定，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。这一条款多年来让社交媒体公司得以规避大部分法律责任。

但这起诉讼采取了不同的策略。它不是针对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，而是针对平台本身的设计特征。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卡罗琳·库尔（Carolyn Kuhl）在裁决中明确表示，陪审团必须考虑“无限滚动”等设计功能是否导致了心理健康伤害，而不是仅关注内容本身。

在去年10月的一份裁决中，库尔法官写道：”所谓的成瘾性平台功能（如无限滚动）不能类比于出版商如何选择编辑信息汇编，而是基于设计功能造成的伤害，这些功能影响原告与平台的互动方式，而不论观看的第三方内容性质如何。“

Meta的辩护策略是清晰的：公司不否认原告的心理健康问题，但认为Instagram“并非主要原因”；公司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，单一平台不应承担全部责任；与此同时，公司强调自己已推出了“青少年账户”、默认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安全措施。

内部文件的曝光，是这场诉讼中最为致命的变量。那份将“青少年前期”用户列为高价值目标的文件，那些将使用时长目标设定为40分钟、46分钟的内部备忘录，让Meta“以人为本”的公开表述显得空洞。这种企业公开叙事与内部实践之间的落差，才是陪审团最终需要衡量和判断的核心。

这一法律策略如果成功，将为数千起类似诉讼开辟道路。目前已有超过1，000名个人原告、数百个学区和40多个州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，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“风向标案件的结果。

与此同时，Meta在新墨西哥州还面临着另一场由州检察长提起的消费者保护诉讼，指控其未能阻止平台上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行为。两场诉讼并行推进，使Meta面临的法律压力成倍增加。

重演烟草行业时刻？

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分析人士将这场诉讼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烟草诉讼相提并论。 若Meta和谷歌在本案中败诉，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、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用户的运营逻辑，将面临根本性的重构压力。

1994年，密西西比州率先以州政府名义起诉烟草公司，要求赔偿因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医疗支出。这一开创性策略随后被其他州效仿。同年，美国烟草公司CEO们集体出席国会听证，宣誓表示尼古丁”不会让人上瘾“——这些画面后来成为压垮烟草行业的标志性证据之一。

随着越来多的尼古丁成瘾证据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，四年之后，美国46个州与四大烟草公司达成和解。烟草公司同意向各州支付超过2460亿美元的赔偿金，并接受一系列营销广告限制，包括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卡通形象（如骆驼乔）针对未成年人营销。

这场诉讼之所以会被拿来与社交媒体案件类比，主要有三个相似之处：一是内部文件起了关键作用，烟草公司长期知晓尼古丁的成瘾性却对外否认，类似Meta内部文件与公开表述之间的落差；二是对未成年人的定向营销都是核心指控；三是最终的突破口都不是直接证明产品“有害”，而是证明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做出了不道德的设计决策。

当然，判决尚未宣布，难言结果如何。Meta几乎肯定会上诉，无论结果如何。原因很简单：一旦陪审团判决确立，它将对其余1600余起关联诉讼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，Meta有极强的动机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，同时寻求在法律适用层面翻盘的机会。

但这场审判依然是一个里程碑：让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负责人扎克伯格首次坐在了陪审团面前，宣誓回答律师的盘问与驳斥，让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社交巨头是否存在刻意设计“成瘾算法”。